对于企业而言，对猎头角色的态度可谓爱憎交加。猎头可以为公司招聘带来优秀的候选人，同时也可能将公司的员工“挖”走到竞争对手处。但是，猎头的这种行为完全建立在员工的“择业自由”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猎头的诞生无疑是为员工的择业自由提供了更多机会和空间。

对猎头而言，最棘手也是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获得更多优质候选人的信息？猎头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方法，就是能够为需要引进人才的企业提供更多优质的劳动者，但是如果只通过被动等待来获得这些优秀人才的联系方式，显然不足以让猎头获得竞争优势。因此，猎头就开始了“主动出击”，通过主动联系劳动者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候选人库”，但一旦操作过当，就可能构成违法甚至犯罪。下面，我们就通过李某的案例，分析猎头获取劳动者信息的行为边界。

《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定义。该法第四条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并且，该条第二款规定：“处理个人信息”行为包括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操作。那么，猎头获取劳动者的姓名、联系方式、工作背景、学历背景等信息的，原则上就属于处理劳动者的个人信息，需要遵守该法的相关规定。

依据该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只有下列情形当中，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个人信息：

（一）取得个人的同意；

（二）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或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

（三）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

（四）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

（五）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

（六）依照本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可以看到，李某通过拍摄离职员工的内容沟通软件界面这种非公开渠道，未经劳动者个人的同意，大批量的获得劳动者的个人信息的行为，明显已经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但是，依据该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处罚后果可以是：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暂停或终止服务、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禁止担任董监高等。这里的法律后果并不包括刑事后果，那么为什么李某会被公安异地抓捕呢？

实际上，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其中规定，违法向他人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李某在道歉信中称：“我不知道从熟悉的候选人那里要一些联系方式是犯罪行为，我以为只要是自用，没有买卖就没有问题。”但是，该法第三款明确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因此，该罪名并不一定要构成买卖方可成立，其获取方法违法的，也会构成刑事犯罪，最高面临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使得《刑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相互呼应了。

可以说，李某之所以会触犯刑法，正是因为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导致陷入不利处境。那么除了上述边界以外，李某的行为是否还有可能触犯其他法律规定呢？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明确定义“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即便如此定义，但劳动者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仍存在一定的争议。最大的争议点可能在于：劳动者信息是否属于“具备商业价值的商业信息”？

在本案当中，我们需要考虑一个要素，奇安信公司作为一家“安全公司”，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需要保护客户的计算机网络安全及其他经营信息的安全。如果其员工的信息遭到大规模泄露的，那么就不排除有人可以通过贿赂、胁迫等非法手段，获取安全公司的计算机软件漏洞、客户经营信息等重要机密，这将给奇安信公司的安全业务带来极大的隐患。换一句话讲，如果一家安全公司都无法确保自己的员工信息安全，那么谁还会相信这家公司能够保护好客户信息呢？从这个角度看，奇安信的员工联络方式确实具备一定的商业价值。

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以盗窃、贿赂、电子侵入等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最高可能面临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因此，李某亦有可能构成本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