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戴某作为深圳市XX电工电器有限公司的股东，认缴出资比例为40%，认缴出资额40万，出资期限为2023年6月1日前，在运营XX公司的过程中戴某亲力亲为、出钱出力，前前后后向公司转账30余万元，甚至曾代公司支付工程款10万元。然而在2024年1月初，XX公司因与合作企业发生合同纠纷而被列为被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因未发现XX公司有可供执行财产，债权人便追加戴某作为被执行人，要求戴某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就XX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戴某信心满满应诉并将自己向XX公司转账的30余万元及代XX公司支付工程款的10万元银行流水向法院提交，主张自己已经在出资期满前完成实缴，甚至是超过了自己认缴的出资额，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然而法院在判决结果中写明：被申请人戴某虽辩称其已缴纳出资，但其提供的银行流水中转入XX公司账户的存款与其应当出资金额并不一致，而且上述转账记录也没有备注转款是用于股东出资，被申请人戴某称其代XX公司支付工程款10万元应视为其出资，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存入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因此，被申请人戴某所称出资也不符合法定的出资要求。

综上，被申请人戴某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完成了实缴出资。最终戴某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在未出资的40万元的范围内对被执行人XX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法院如此认定有其现实依据，实务中确实存在股东虚假出资、出资后再抽逃出资等情形。站在债权人的角度来看，股东本身与公司之间就存在频繁的款项往来，不能单以股东向公司转账流水来作为实缴出资的证明。法院在诉讼实践也并非仅仅依据转账是否备注为“出资”或“投资”来认定股东是否实缴，而是考量多方面要素：款项收款人、转账时间、公司成立时间、转账金额与公司章程记载认缴数额一致、公司确认的出资证明、工商登记、股东陈述等综合判断股东是否已实际履行出资义务。

关于股东实缴义务完成与否的认定通常发生在股东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时，不同的法院对同一种情况也可能会产生的不同判断。如法院能否通知到需被追加的股东也将影响到最终的判决或材料，如法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5执异39号执行裁定书中写明“本案中，本院通过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联系方式无法与三被申请人取得联系并进行有效送达，在执行程序难以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答辩、举证、质证和辩论等程序权利的情况下，不宜在一方当事人缺席时，依据现有证据认定股东是否缴纳出资及缴纳出资的数额。”因此，如果作为债权人，在申请追加欠款企业的股东作为被执行人时，务必需要确认好对方股东的联系方式及地址。

又如有的债务人股东在被通知追加为被执行人时，选择忽视法院送达的材料，认为不出庭即可，在实务中确有此情形，镇安县人民法院在（2021）陕1025执恢55号执行裁定书中就认为：“本案中，被执行人的股东在注册时未足额缴纳出资，余额700万元应在2012年12月30日前缴清。但是因无会计凭证，被申请人也未到庭质证，其银行交易记录简单，无法认定股东是否缴纳出资以及金额。

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证实被申请人没有实际出资到位及金额，因此其追加申请证据不充分，对其追加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然而，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在（2019）川0108民初2619号民事判决书中却认为：“被告鼎合公司、郭越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根据原告举出的安宁公司工商档案资料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可以认定鼎合公司、郭越勇作为安宁公司的股东，在认缴期间届满后，未实际缴纳出资的事实，其中鼎合公司未缴纳出资金额为8000万元、郭越勇未缴纳出资金额为2000万元。”

每家企业情况、股东出资情况均复杂不一，作为债权人、还是作为债权人需要注意的关键点也不同，因此，遇到需要认定股东是否已实缴出资时还需要进行个案分析。